保守主义者还有另一个理由来反对平等■★★★。自由主义承诺要尊重每一个人◆■◆，但这在事实上导致了行动的弥散化和对特定需求的忽视。自由主义者宣扬平等的尊重◆★，却未能带来这种尊重。更确切地说，他们鼓励了或者说无视新的：强者对弱者的，富人对穷人的，有产者对工人的。在保守主义者看来，与其承诺平等的尊重，不如针对人们不同的需求和才干■★■■★，确保有效的关切◆★■。

　　与料想中自由主义现代性将会带来的道德空虚相比★★★，物质进步也不那么讨人喜欢★★■◆◆，这一思想在整个19世纪以及之后都一直存在■◆★。尽管该思想与政治没有直接关联，但当自由主义者援引道德作为其政治理由时◆■★，它成了反击自由主义者的武器。叔本华和索伦·克尔凯郭尔的哲学悲观主义可用来对自由主义的进步进行深层次批评■◆★★。尼采主义也是一件称手的武器■■★，它认为自由主义者保护弱者的人性冲动植根于妒忌和怨恨，这令自由主义者感到不安。20世纪的思想家对自由主义现代性的哲学—道德失败不住地摇头叹息，他们或是不认同它的肤浅和不真实（如海德格尔，他认为我们“对众神而言来得太迟■★◆◆，对存在而言又来得太早”）■★◆■■★，或是不认同它伪批判式的轻率鲁莽（如西奥多·阿多诺，在他看来“完全开悟的地球会散发出灾难”）。

　　当自由主义所承诺的平等的尊重以民主的方式扩及全体人的时候，它的欺骗性更加严重■★■◆，因为如此一来，该承诺即便不会变得具有破坏性，也可能流于空洞。在保守主义者看来，人无法做到同等的自我掌控，更罔论统治他人了。从经济上讲，人的不同努力无法要求获得同等回报■■。从伦理和文化上讲，人并不都能明智地判断哪些是生命中重要的◆◆★，以及应该坚持哪种审美标准。然而出于一种策略上的审慎，主流保守派逐渐与民主自由主义的平等话语达成了妥协，尤其是在1945年之后。他们缓和并平息了自己对不平等的信念，学会了不要像年轻的索尔兹伯里（Salisbury）在1862年那样对★★◆“追求平等的疯狂热情★◆★■◆◆”发出嘶吼，而是像艾森豪威尔（Dwight Eisenhower）在1953年1月第一次总统就职典礼上那样说：“任何试图否认兄弟之间平等的人都背叛了自由的精神，并会招致暴君的嘲弄”——姐妹的平等要到以后才会实现■★◆★。保守主义对民主平等话语的采纳从未完全掩盖右翼最初的信念，即人类是不平等的，试图让他们平等是轻率和无法实现的。民主话语和保守主义信念之间的紧张一直伴随着右翼，直至今日。

　　概言之■◆，自由主义者认为社会是竞争的◆◆★■，也是冲突的；他们不信任权力■■◆，质疑惯常的权威；他们相信人类进步和社会平等◆■★，并要求将公民尊重无差别地适用于所有的人◆★◆★◆■；他们对政治行动寄予很高的期望◆■★■★。保守主义者则认为社会是和谐的★★◆★；他们尊重权力，接受惯常的权威■◆★◆■■；他们不相信进步，也不相信平等■★★◆；在他们看来◆■◆■◆◆，尊重不应无原则地给予每一个人，而应基于才干和优秀★■◆。

　　德国保守主义思想史学家鲁道夫·菲尔豪斯（Rudolf Vierhaus）很好地总结了人们对旧统治阶层政治观点的看法。对他们来说，他写道，■■◆◆★★“社会秩序和政治权力属于★◆‘当下’的范畴■■◆★★◆，而不属于★◆◆■★‘将来★◆■’和‘应当’的范畴■■■★”。当转向“将来”和“应当”时，早期保守主义者倾听并阅读了自由主义者，并且不同意后者的观点。双方都最为鲜明地反对另一方：最早的保守派是反自由主义的，最早的自由派是反保守主义的。

　　自由主义观念的第四个要素主张国家和社会应平等地尊重每一个人，自由主义者从中看到了公共美德和同胞感★■，保守主义者从中看到了不切实际的希望和感情用事◆◆■★◆■。在后者看来◆■■◆，尊重应该基于才干和阶层。如果尊重每一个人，无论他们是怎样的，也无论他们为社会做了什么或者本人取得了哪些世俗成就，那么这就不是尊重■★■◆■，而是一种伪善的嘲讽。对任何人完全的、不加区别的尊重是没有价值的★◆◆■★。人在精力、天赋■★■★、成就或个性方面并不平等，某些人善于做事◆■★★★◆，某些人善于为人。除了法律上的平等对待之外，没有人理所当然地值得社会尊重。

　　保守主义的不平等论的现代形式更加微妙，它早在19世纪初便由德国汉诺威的怀疑论者雷贝格提了出来■◆★。在1803年出版的《论德国贵族阶层》一书中，雷贝格写道◆★◆★：“贵族的名号■★■◆■、头衔和徽章可以被褫夺，但高贵本身是无法被摧毁的◆◆★■。■■◆★◆”他试图以优绩为标准在阶层和对阶层的期许之间作出区分，有些贵族治理得好（雷贝格想到了英国和汉诺威），有些则治理得糟糕（如1789年前的法国）。贵族阶层如此■★■★，每一个阶层也都如此★◆★，阶层中的某些成员表现良好◆■，其他人则表现糟糕，成员身份本身不能说明任何问题。雷贝格所表达的正是后来才出现的保守主义的英才制（meritocracy）★★◆■。

　　自由主义观念的第三个要素，即相信人类可以实现进步◆■，是保守主义所青睐的一个嘲讽对象★◆■，尤其是对保守派作家和诗人而言◆◆■★。贾科莫·莱奥帕尔迪（Giacomo Leopardi）在他伟大的诗作《扫帚》（中，借助于熔岩覆盖的埃特纳火山山坡的意象奚落地写道：◆■◆“刻在这些山坡上的是人类宏伟而进步的命运。”纳撒尼尔·霍桑（Nathaniel Hawthorne）在其寓言故事《地球浩劫》中，嘲笑了自由主义者对新鲜事物不成熟的专注。在夏尔·波德莱尔看来，进步是◆■◆★■★“一套懒惰的说辞”，它幼稚地认为历史是一列舒适的列车，载着每个人驶向一个幸福而美好的终点站◆★★◆◆◆。

　　任何自成一体的政治观念都要回答四个问题：社会是团结的还是分裂的？权力的行使有道德边界吗？人类生活是可以改善的吗■■★◆◆？社会中究竟是人人平等还是有优劣之分？对此，保守主义者和自由主义者作出了不同的回答■■★◆。

　　保守主义者和自由主义者都认为权威性权力是社会秩序所必需的，但他们在如何使权力变得合法化和有权威方面存在分歧■★■。对保守主义者来说，权力一经■★★“确立”，即变得固定和被接受，它就是正当的也因此是有权威的■★★■，尽管权力的合法持有者可能会不公正地行事。对自由主义者来说，权力要变得正当仅仅依靠习惯性遵守或忍受是不够的，它本身还要显示出正当性。这种分歧的一个表现是双方对成文宪法的不同态度：自由主义者拥护成文宪法，保守主义者则对其充满敌意■★★★◆。在自由主义者看来★■，权力要时刻面对诸如“为什么我要服从”“为什么我要付钱■■★”以及“为什么我要遵守”之类的问题。保守主义者则认为这是一种倒退，在他们看来★■★★◆◆，权力之所以被接受和确立，端的在于它能够确保秩序，因此作为社会秩序之支柱的法律、财产和习俗也需要被尊重■★★，而不是被吹毛求疵、被批评并使之偏离所要承担的维护秩序的任务。对于极端保守派如法国后拿破仑复辟时期的首要智囊博纳尔德来说，公共讨论这一想法本身就是令人厌恶的。博纳尔德以其特有的死寂一般的语气说：“人们只应在教堂或军队中聚集，因为在那里他们无法讨论，只能倾听和服从。■◆■◆★”

　　自由主义者所认为的美好生活遭到质疑。柯勒律治承认★◆■★，■★■◆“商业使成千上万的人变得富有◆◆”。他写道◆★■，这一直是“使知识和科学变得普及的原因◆◆★■”◆■◆■★★，但他问道◆◆■★★，它有没有★◆“增进一丝一毫的道德提升呢■◆”？法国历史学家伊波利特·泰纳公开哀叹■■◆■“产生现代人的悲伤，并使我们头顶的天空笼罩上一层铅灰色的那些因素”。在《现代法国的起源：旧制度》中的一个著名章节，泰纳将中产阶级的激烈竞争与贵族生活的轻松自在作了对比：“那时没有艰苦的童工劳动，没有激烈的竞争；没有不确定的人生履历和漫无边际的愿景。地位已经标出来，抱负已经被限定，妒忌心小到了极点。人们不像现在这样，惯于不满、苦恼和操心。当人们在某事上没有权利时，他对优待和特权不会有愤恨；我们今天只想着向前发展，当时的人只顾自娱自乐。”

　　资深政治观察家★◆、著名记者，于《经济学人》杂志供职三十多年★■，曾担任驻华盛顿、巴黎◆◆★■、柏林和布鲁塞尔的首席记者，作品广泛出现在《》《洛杉矶时报》《卫报》等著名刊物上■★◆■■，著有《自由主义传》等。

　　针对自由主义进步的公开政治指责集中在它过高的代价和意想不到的后果上■■。保守主义者认为，广泛的人类进步即便是可欲的■■，也是无法实现的。阿尔伯特·赫希曼在《反动的修辞》一书中深刻地研究了右翼对自由主义进步所作的批评■★◆★。他指出■★■★◆，所有这些批评可以归结为三个命题：无效（期望中的改变并未带来改进）、悖谬（推荐的解决办法使病痛进一步恶化）和危险（补救措施带来了其他的危害）■■◆★。以此衡量★■★■■■，柯勒律治■★、海德格尔和阿多诺对自由主义进步所作的文化批评可归于无效命题（现代变革并未带来改善）◆◆■，20世纪后期具有民族意识的评论者对经济全球化的指责可归于悖谬命题（外国人的收益无法与沉重的在地代价相提并论），21世纪的批评者指责自由主义—现代社会对地球的忽视，可归于危险命题（经济增长使整个地球陷入窒息）——需要强调的是，这些21世纪的批评者超越了左右翼的界限。

　　根茨的好友、德国浪漫主义者亚当·米勒是自由主义的一位早期反对者，他不认为社会是竞争和冲突的。尽管他对君主统治和身份特权的怀念已经过时，但他对自由主义缺陷的嗅觉却是敏锐的。他断定★★，自由主义图景的缺陷在于先将人放在社会之外■◆■，然后再试图将他们放回社会之中。人无法在自身和社会不付出代价的情况下抛弃社会或者否认社会对人的约束。他认为，从来就没有新的社会，仿佛只要将永恒的理想带到地球上就可以将一个新的社会安插到历史当中；只有不间断运行的社会，这个社会有着过去和将来，它的边界即便存在也无人知晓◆◆。最后★■◆，社会不是可以随心所欲地用来实现某个选定目的的工具，无论这种目的多么有益或多么有价值；相反，社会就其本身而言是具有普遍价值的，不能依据它执行特定任务的好坏来对其进行打分★■★■。自由主义关于人和社会的错误看法，用当前的话说■◆★★■，便是无代价的退出、永恒（timelessness）和工具性使用。保守主义最初的指责◆■★，即自由主义者误解了社会纽带的道德力量，在20世纪后期的保守主义伦理批评中再次回归◆■◆■■★，这方面的典型例子包括思想家阿拉斯代尔·麦金太尔（Alasdair MacIntyre）和罗杰·斯克鲁顿（Roger Scruton）。阿诺德·盖伦（Arnold Gehlen）和美国新保守主义者在1945年之后提出了一种类似的指责■◆■◆，认为自由主义夸大了人对自治的渴望，同时低估了人对权威规则的需求。

　　保守主义对平等的否认可以是古代式的■★★◆■，也可以是现代式的■◆◆★。等级社会的愿景一直延续至19世纪，尤其体现在罗马天主教的官方思想中。教宗利奥十三世倡导基督教社团主义，他在1878年发布的一份通谕中宣称■■■■，上帝规定了★■“市民社会的种种秩序◆★★，在尊严、权利和权力方面各不相同，国家也因之应该像教会那样是一个整体，由许多成员组成，其中某些人比其他人更高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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